要想使得一个政策能够通过，是用逻辑的方法来说服人，还是用讲故事，重局部经验，解剖麻雀个案的方法来说服人呢？这在中国和西方，有很大的差别。中国人长于归纳而短于逻辑的推理和演绎。

中国人强调眼见为实，但这并不一定是事物的实质

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墨子、荀子是有过形式逻辑的初步体系的。比如说《墨经》，对逻辑有过比较系统的论述。《墨经》说的大故就是充分条件，有之不必然。小故近似于必要条件，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但是后来，战国时期的所谓名家，公孙龙等等好争辩，同时在争辩的过程中发展了一套诡辩术，以把对方辩糊涂为乐趣。这就搞垮了形式逻辑体系，使其在中国始终处于停滞的状态。

所以，中国人比较重视剖析个案，得讲一个故事才信，但是你如果告诉他这几件事的逻辑关系和逻辑推理的必然结果，不一定能够说服他。要想使得一个政策能够通过，是用逻辑的方法来说服人，还是用讲故事，重局部经验，解剖麻雀个案的方法来说服人呢？这个在中国和西方，有很大的差别。

中国人重视调查研究，强调眼见为实。然而，实际上我们眼见的都是事物的表象，并不一定是这个事物的实质，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有可能就不一样了。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靠的不是重视个案经验，而是推理。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诸葛亮才20多岁，懂什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打过多少仗，领导过谁？怎么就已经知天下事了呢？唯一能解释的是，诸葛亮研究古书，研究历史，然后用逻辑的力量作出了预测，作出了分析和判断。

形式推理演绎体系的缺乏，是国人一个致命的缺点

我们的研究有一个问题，就是定义不清，不讲逻辑，争论情绪化。我们研究都要有一个定义，要有一个研究的起点。定义是讨论的基础，定义一样才有共同语言。然而，我们有很多非常情绪化的争论，由于定义不清，看着争论挺激烈，实际说的完全是两码事，各讲各的道理。不如说我们关于医疗体系改革的问题，争论得非常激烈。但是对公益性，没有定义，最接近的概念是公众产品。对外部性、信息不对称都没有很好的定义，导致这个争论不太有意义。

我们不善于，或者我们没有这个训练和这个体系做这个推理，这是一个重大的缺失。如果你没有受过形式逻辑最基本的训练，你没有一个比较近似于科学方法论的东西，就只能停留在对事物认识模模糊糊的阶段。在2000年以前，发明都江堰是先进生产力，但是如果你没有形式逻辑，那就会使得这个东西很难推广，很难重复。这不是科学，只能算一次性发生的事件。形式逻辑的缺乏，形式推理、演绎体系的缺乏是我们一个致命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