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

谈治学经验，不得不先谈谈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这部小说史可以说是我的“成名作”，也是我在学术界站稳脚跟的一部著作。为了写这部书，我阅读了两千种书，可以说十年磨一剑，下了苦功夫。该书为何在国外的影响持久？我认为，写史不是用作者的思考来代替别人的思考，那是史论的写法；写史就是要把最原始的材料通过你的记述，通过你的结构，源源本本的给大家。使人家从各种各样的角度都能够取得最初的起点，再重新去思考、去整合。我们有些文学史可能过于重个性，觉得自己是采用美学、女性批评或者其它什么方法来重写了史，这就是突破。但是，潮流一过，人们再来看你这本书，再来谈论这段文学的时候，将一无所获或者所获甚少，因为所有的材料都经过了染色。史家和史论家、政论家有很大的不同。我写文学史是在大量的文献积累、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把它作为本色的史来写作，这样反而很朴素，使它能够保持一种整体的面貌和原始的状态，从而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间和研究的可能。

有人很纳闷，为什么我在现代文学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后，忽然转入古典文学研究呢？由于我是在国家的研究所工作，这里给研究者提供的文化视野和学术空间与一个高校或者地方单位是不一样的。这里的时间很充裕，只要你愿意读书就会有时间，所以，我不妨把学术规模设想得大一些。

我既然进入了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进入了一种需要重新思考和耕耘的学术领域，就必须特别严格地要求自己，越是在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越是要自重。别人出一分的力量，我出五分的力量；别人出五分的力量，我出十分的力量，把学问作得像模像样。第一步是要当学生，学术是没有止境的，是一个不断当学生的过程。我进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之后，首先是做《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我在这本书上认真地下功夫，居然有六、七篇文章得以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有两篇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上发表。我的这部书40多万字，人民大学的剪报资料竟转载了将近30万字。所以，我认为自己迈进古典文学的这一脚是沉重的，但也是踏实的。

一个学者在开拓一个学术领域的时候，更要注重自己的学术姿态。当你对进入某个学术领域，首先要考虑有没有立足的空间，有没有原创性的空间。我们的目的不是一般地为某个领域增加一本书，而应该是在另外一个天地里开辟一个新的思路和新的境界。也就是说，这部书我不是跟着别人去做，而是从一个新的视野上做的第一本。我的一些文章为什么能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上发表？是因为我观察的这些东西，讲出来的这些意见别人还没有讲过。比如，20世纪我们搞古典小说研究，接受了西方的小说观念。西方的小说观念和我国本土原有的小说概念是错位的，并不完全吻合，既有相通的地方又有差异之处。这就需要研究者对西方的小说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整个概念的内涵、外延和论证方式进行反思，再回到中国本身的小说观念当中进行一番还原研究，在还原中实现深刻的创新。

有人注意到我论述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和中国诗学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即不像有些当代学者那样直接套用西方的叙事学和诗学理论，只拿中国的作品当例子。在我的著作中，很少看到这些东西。这可能主要是与我的学术经历有关系。我是先从一个文学史家变成一个文化学者，所以有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我是从读了大量的中国典籍这个角度去思考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自己的身份、话语、评价体系和权力体系的。这样，在我接触西方理论的时候，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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